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第四届中国村官论坛专家报告会特约专家。

    我心目中的中国新农村，是农民人数大规模减少并实现充分就业的农村；又是充满竞争活力、市场发育成熟的农村；也是农村社区事务由农民民主协商解决、农民保持相对保守的文化传统的农村；更是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融入优美田园风光的农村。

    农民须充分就业

    中国农村是落后的。中国农民，我指的是那些真正务农的农民，其年人均收入很难超过3000元人民币，应该不到工商业领域人均收入的1/4。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有其背后的原因，因为务农者平均每年的劳动时间也大约不足工商业劳动者平均年劳动时间的1/4。我的访问表明，在东部地区，一个农民的田间劳动日(8小时)可以挣到50元人民币，但一个简单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同样的时间才能挣到20元左右(北京)。同样是农民，只要想办法延长自己的有效工作日，收入就可以明显增加。

    原来我们的农村聚集了一个半失业人口构成的群体，他们平均每户耕作着半公顷土地。这样一个人群放在任何国家都不会富裕，都只能过穷日子。中国的农村是一群半失业者构成的社会。这个特性不变化，中国农村就不会变成一个新农村。要让中国农民富裕起来，必须是农民变成充分就业者。

    现有农村地区的农户有2.5亿，如果这个数量变为5000万，中国农村的面貌就会有根本不同。那个时候，农民的人均收入将数倍于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城市平均水平。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农业居民将集中在小型社区里；这些村庄数量可以不少，但每个农庄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现在的大部分人口将走向大城市和新兴城市。

    农业要保持竞争性

    农业要保持一定的竞争性；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农业政策不是鼓励竞争，而是保护落后。我访问过一个英国农场，它5年没有赢利，也没有向国家交所得税，但政府每年都给它补贴5-6万英镑。每个农场都无破产之虞，它怎么能有成长的压力？一些国家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结果给农场兼并集中造成了很大困难，长期保持小规模农业，也丢掉了农业的高效率，使食品价格居高不下。

    中国农业必须有一定的竞争性。在市场的压力下，总应该有一些家庭农业出现亏损，不得不放弃农业，到城市去生活工作。通过竞争，留在农村的农民应该是比较热爱务农，又有务农技能的农民。这样，人们现在担心的人口流动的“逆向淘汰”问题将得以解决，就是说，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应该不是最差的，而离开农村的劳动力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充满活力的农村的前提是充分就业的农村，每家农户平均种地该有三四公顷，一些小规模的农户同时还要适当兼业。

    民主自治可有不同方式

    农业要有活力，还必须高度市场化，必须使农民组织充分发育。农民在市场上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商人，而在公共领域面对的是组织力量强大的政府。这里可能存在组织资源上的不对称，改变不对称的办法是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产生自己的职业经理人和政治利益代言人。

    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核心，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社会制度。

    中国已经有了一部规范村民自治的法律，叫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适应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化趋势，将具有生命力。

    但是，人们对这部法律的理解却有极大不同。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尝到了村民自治的甜头，希望这个法律能更好地修订、落实；而一些西部落后地区，干部们却认为这部法律的实行要“亡党亡国”。

    认识上存在这种差异其实不难理解。问题的关键不是“自治”，而是自治的方式。专制皇帝统治时期，我们的农村也有自治，但那是“乡绅自治”。在经济落后、封闭的乡村地区，乡绅自治还有存在的必要，但随着经济的发达，这种自治方式终究要消失。我们最终要发展民主自治，但民主自治不一定就是选举自治，可以是协商自治，也可以是协商自治和选举自治结合而成的自治。协商自治也是乡村的精英政治，但这种精英政治需要大民主政治环境。

    中国农村差异很大，可以有不同自治方式，但主体应该是民主自治，民主自治又可以有不同方式。近些年，我国地方政治家已经创造了不同的农村自治方式，都有自己的成效；如果离开了当地的条件，很难说这些方式孰优孰劣。对于地方政治家的创新，只要它们的创新内涵有利于分权，有利于提高公共事务运作的效率，就应该给予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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